作者简介：孙寿涛，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材研究基地”和天津市高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联盟特约研究员。
本文得到天津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名师工作室”专项支持。
学术研究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首先是一个理论和方法问题，是一个如何在各领域的学术研究中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指导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有必要重温和学习包括郭沫若在内的前辈学者的做法，自觉而创新地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从事各自专业的科学研究，为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繁荣作出应有的贡献。
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郭沫若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治中国历史文化，取得了包括《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出版）在内的一系列成果，成为现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文史的一代宗师。早在1923年刚刚接受马克思主义时，他就明确指出：“唯物史观的见解，我相信是解决世局的惟一的道路。”他曾语重心长地告诫道：“谈‘国故’的夫子们哟！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甫进入文史研究领域，郭沫若在研究方法上就明确主张：“用科学的方法回治旧学”。所谓科学的方法亦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具体说来主要包括历史主义还原法、人民本位标准和唯物辩证法等。
历史主义还原法
郭沫若遵循“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及把学术文化“置于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的唯物史观基本立场及历史主义的基本方法，认为任何学术思想“必然有它的社会属性，一定要把它向社会还原”。
他考察《周易》（主要是《易经》）这座“神性的殿堂”，从中发掘中国上古社会渔猎、牧畜、商旅、耕种、工艺等生产活动，家庭关系、社会组织、行政事务、阶级分野等政治活动，以及艺术、宗教、哲学等精神活动，使远古的“化石”得以重光。
他以历史主义还原法分析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变革析理精当：“到春秋末年差不多一切都变了质，上帝坍台，人王倒楣，众人翻身，井田破坏，工商自主，龟卜失灵，旧的名物尽管不甘废弃，新的名物却是不断涌现，新旧交腾，有如鼎沸。这是社会制度变革时期所必有而且特有的现象。”
他论述法家思想的问世也是持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社会有了变革，然后才有新的法制产生，有了新的法制产生，然后才有运用这种新法制的法家思想出现。”
他论及名家的产生，认为这是社会变革在意识形态的反映：“社会制度发生了变革，各种事物起了质变。一切的关系都动摇了起来，甚至天翻地覆了，于是旧有的称谓不能适应新的内容，而新起的称谓还在纷纷尝试，没有得到一定的公认，在这儿便必然卷起新旧之争，即所谓‘名实之相怨’”。反过来说，名家的产生亦足证“在周、秦之交，中国的社会史上有过一个划时代的变革”。
总之，郭沫若认为，任何学术思想都是适应一定社会的需要而产生，都有其生成的现实土壤，那种所谓纯而又纯、远离现实的思想学说，其实并不存在。
人民本位标准
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郭沫若就提出评判历史人物的标准：“人民本位！”并称自己“就在这人民本位的标准下”从事学术研究和创作。在其他场合，他对此标准有过类似的说明。如在《十批判书•后记》中他说：我们批评古人是依人民本位的准则；合乎这一准则的就是善，违背这一准则的就是恶。在《为革命的民权而呼吁》中他强调：“对于旧有文化自应以人民本位之思想而别作权衡，更不能沿既定体系以为准则。”“我们并不蔑视文化遗产，全要以人民本位为依归，本此绝对的是非，不作盲目之墨守。”他以此标准衡量中国传统文化，区分精华与糟粕，体现出鲜明的民主精神。
首先，郭沫若以人民本位标准品评人物。他精心撰写系列研究历史人物的论文，像忧国忧民的大诗人屈原，改革家王安石，隋代音乐家万宝常，明清之际的少年英雄夏完淳等。郭沫若之所以热情讴歌屈原，就因为他是一个民本主义者，“他的诗意识是人民意识，他的诗形式是民间形式，他是彻内彻外的一个人民诗人”。郭沫若之所以高度评价王安石，也是由于“他是比较以人民为本位的人”，其一系列变法措施，意在抑制豪强、救济百姓，他的“政见，主要是由人民的立场出发，和秦汉以来主要站在统治阶级立场的大臣们两样”。
其次，郭沫若以人民本位标准衡量学术。比如在先秦诸子中，他比较推崇孔子和孟轲，因为他们的思想在各家中比较富于人民本位的色彩。他认为吕不韦“尊重民意”、“反对家天下制”，“可以说是一位进步的政治家”。相反，他对韩非颇多贬词，称韩非是“极端的王权论者”。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评判，其高下轩轾极其明显。
20世纪50年代，郭沫若仍认为：“我们评价一位历史人物，应该从全面来看问题，应该从他的大节上来权其轻重，特别要看他对于当时的人民有无贡献，对于我们整个民族的发展、文化的发展有无贡献。”这一结论是他人民本位思想的继续和发展。
唯物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内含唯物辩证法的科学的历史观。郭沫若也特别服膺和推崇唯物辩证法。他自称是“生在过渡时代的人”，旧学的根底、新学的培植，都使他获益匪浅，尤其是唯物辩证法给了他精神上的启蒙。他认为唯物辩证法是参破“人生和学问上的无门关”的一把钥匙。
郭沫若克服五四以后某些学者的形式主义偏颇，认识到所谓“矫枉过正”的偏颇，明确指出：“答复歪曲就只有平正一途。我们不能因为世间上有一种歪曲流行，而另外还他一个相反的歪曲。矫枉不宜过正，矫枉而过正，那便有悖于实事求是的精神”。针对有些学者认为他“有点袒护儒家”的说法，他回答：“话不能那样笼统地说”，其实不仅秦汉以前和秦汉以后的儒家是大不相同的，即使是先秦的儒家也各有派别，并不是铁板一块。“不加分析而笼统地反对或赞扬，那就是主观主义或公式主义”。同理，对秦汉以后的儒家也不应一味“抬举”，因为它的作用老早变质，它的时代也老早过去了。运思辩证，使人折服。
当东方文化派与西化派各执一端、聚讼不已时，郭沫若旗帜鲜明地指出：“有人主张‘中国本位’的，这是半封建的意识。有人主张‘全盘接受’的，这是买办意识。”我们应立足于中国固有的优秀文化，同时博采西方文化，“努力创造出更高一级的新的文化”。概言之，就是要唯物辩证地处理好古今中西的关系问题。
辩证思维也使郭沫若在品评、裁量历史人物方面力求全面公允，提出许多前人所未发的卓见。譬如人皆咒骂“暴虐无道”的殷纣王，却有使“中国东南部早得开化”之功；顾炎武、王船山等清初鸿儒，虽有非凡建树，然而也只是“富于民族气节而贫于人民思想”。由于郭沫若掌握了唯物辩证法，就使他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学术研究的科学性、深刻性。
郭沫若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在文史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无论是方法还是内容，都得到学术界的公认。1951年，台湾学者董作宾曾评论道：“大家都知道的，唯物史观派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领导起来的……他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材料，把甲骨卜辞、周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制造出来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对于郭沫若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我们党也给予高度评价。早在20世纪40年代周恩来就将他与鲁迅相提并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邓小平也盛赞郭沫若：“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旗帜。”今天，我们更有必要以郭沫若为榜样，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于各自学术领域的研究，增强理论自信，推动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
（本文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