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初,一场关于“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大讨论席卷了中国大地。这场持续了将近一年的大讨论,使“潘晓”这个名字成了那个时代的符号。
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读者来信”,署名潘晓。潘晓在信的开头说,“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回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的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最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接下来,潘晓历数了自己在家庭、单位、朋友、恋人前遭遇的挫折,得出结论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与现实生活太远,葛朗台、聂赫留道夫式的人物倒比比皆是。
真实的潘晓是两个互不相识的年轻人,北京经济学院78级大学生潘祎和北京市羊毛衫五厂的女工黄晓菊。潘晓是“树典型”的产物。《中国青年》的编辑马丽珍把北京经济学院78级大学生潘祎和北京市羊毛衫五厂的女工黄晓菊的人生思考捏合在一起,“潘晓”各取了他们名字中的一个字。
在《中国青年》上掀起一连数月的讨论后,黄晓菊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从幕后走到台前,一举成为备受争议的新闻人物。当时黄晓菊与另一位潘晓 ———潘祎也接触过,但感觉不投缘,觉得潘祎“孤僻,太学生气”。潘祎在成为潘晓之前曾自杀过,脱险之后他对医生说:“我不感谢你们,因为你们又把我送回到这悲惨的世界上来了。”对于自杀,潘祎说“没有什么特殊原因”。细说来是因为父母支援三线去了青海,潘祎自幼寄居在亲戚家,心理比较灰暗,而1979年春节后更趋极端,终于选择了自杀。
黄晓菊自幼也有与父母分开的经历,母亲1950年代支边到了内蒙古,父亲是当地的一名军人,黄晓菊从小患上佝偻病,被送回北京的外婆家。十几岁时,黄晓菊患上关节炎,初中毕业后被分配到街道毛线厂,跟老人们一起缠线球。在厂里,她是最能干也最不安分的工人,完成自己的定额后就跑到一边跟工友聊天:如果让你选,你是愿意让毛主席接见,还是看一眼演佐罗的阿兰·德龙?你说,人活着是为什么呀?领导见黄晓菊到处聊,尤其反感,问怎么回事。黄晓菊说已经完成了定额。完成了定额可以帮助别人。否则要定额干吗呀?黄晓菊脱口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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