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袁蓓，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天津市高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联盟特邀研究员。
内容提要：城市化与空间问题是当前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理论焦点。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考察城市-空间问题，其后以列斐伏尔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敏锐洞察到资本力量对城市-空间的宰治，承继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资源，形成了“资本逻辑”的研究范式。但是倘若考虑到资本主义社会终将历史性消亡，特别是面对当今中国推进“以人民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以物为本”的现代城市化道路，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研究就应探寻从“资本逻辑”到“人本逻辑”的范式变革，即不再从资本主义生产出发审视城市-空间，而是应该将其视为求解当代人类生存与社会问题的始基，开掘其所蕴含的生存论意蕴。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范式变革；中国实践；
20 世纪60年代末，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出现了明显的“空间转向”，以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哈维（David Harvey）、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和索亚（Edward W.Soja）为代表的左翼学者改变传统马克思主义“时间压倒空间”的历史性叙事偏好，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空间分析潜能，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的空间化转型，为全球化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提供了新的维度。近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亦敏锐洞察到资本力量对城市-空间的宰治，批判性地考察了空间的资本化、居住正义缺失、城乡差异等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诸种问题，并积极建构关照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城市-空间话语。显而易见的是，城市-空间视角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凸显绝非偶然，它与马克思主义谱系中一以贯之的资本逻辑批判议题紧密关涉。自近代以来，城市-空间建构就由于受到资本主义勃兴与发展的影响而呈现出深刻矛盾：一方面，资本形态及其功能的转换推动了城市历史形态的变迁与城市文明的创造；但另一方面，资本的创新发展始终受到其自身逐利本性的驱使，这反过来导致城市-空间沦为了资本增殖的工具，城市危机与空间矛盾加深。因此，当落脚于城市-空间并诉诸于马克思主义来回应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问题时，资本逻辑便成为一个首选且恰当的入口与路径。
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1]922，因此，应该看到资本力量对城市-空间的宰治只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特殊现象。城市发展与空间建构应被合理地理解为是历史性的，它并非从来也不会永远受制于资本逻辑。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业已表明，资本逻辑主导的社会形态本质上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作为一个过渡阶段，它将为建立在人类全面发展基础上的新社会形态的出现创造条件。这意味着当资本统治人的社会关系，也即“物的依赖关系”被彻底消除，在理解城市-空间时以人为本的人学视界取代以物为本的资本视界就既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因此，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研究应推动转向“人本逻辑”的新范式，以促进建构一个真正回归人的本质，有利于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新城市社会。
一、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资本逻辑与城市-空间
今天，人们的生活世界越来越呈现出城市化特质，但同时一切存在的色彩也都被资本的普照之光所掩盖。马克思很早就洞察到“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2]31，32，因此，他对城市-空间问题的审视自始至终是同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密切相关的。马克思尤为关注西欧社会现代性转型过程中资本主义发展的诸种影响。倘若说在马克思的视阈中，现代性的基本轮廓主要是由资本所勾勒出来的。他曾经从社会生产力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对资本主义予以肯定，并将自由贸易与流动市场下封建等级制的分崩离析视为现代世界历史的序幕。对马克思而言，城市就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确立和扩大的最初场所和理想环境，它是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缩影。
根据马克思的分析，人口、资本以及生产资料向城市的聚集，伴随城乡分离而来的分工与交换的不断扩大，这些都直接推动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的兴起和发展。“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3]556”可以说，资本的积累与扩张正是在城市-空间中或者说利用城市的物质形态来完成的。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资本愈益集中并导致生产、管理以及劳动力的空间集中达到相当高的程度，进而引发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发展。透过资本主义发展轨迹不难发现，马克思实际上赋予了城市优先于乡村的地位。在他那里，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文明与野蛮、现代与传统的对立。“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4]36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近代工业城市的兴起还为西方无产阶级的形成及革命斗争创造了客观条件。无产阶级并非从来就存在，而是西方工业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机器大工业生产确立后才出现的、不占有生产资料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由于其最初的构成主要是失地农民，因而城市便成为农村人口大量聚集并向工人阶级转变的重要场所。特别是当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生产占据主导，城市居民中的各个阶级，比如小工业家、小商人、小食利者和手工业者也纷纷补充到无产阶级队伍中来。但颇有意味的是，资本主义工业越是迅猛发展，生产资料越是大量集中，工人们越是聚集到同一个空间，他们的生存状况就越凄凉。因为“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实行的城市‘改良’是通过下列方法进行的：拆除建筑低劣地区的房屋，建造供银行和百货商店等等用的高楼大厦，为交易往来和豪华马车而加宽街道，修筑铁轨马车路等等；这种改良明目张胆地把贫民赶到越来越坏、越来越挤的角落里去”[5]757，758。对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工人阶级的悲惨境遇，恩格斯也提供了十分详尽的分析。他指出19 世纪的英国几乎每一个大城市都会有一个或几个挤满工人阶级的贫民窟，这些贫民窟极为相似：“这是城市中最糟糕的地区的最糟糕的房屋，最常见的是一排排的两层或一层的砖房，几乎总是排列得乱七八糟，有许多还有住人的地下室……这里的街道通常是没有铺砌过的，肮脏的，坑坑洼洼的，到处是垃圾，没有排水沟，也没有污水沟，有的只是臭气熏天的死水洼。”[6]306，307
工人阶层的悲惨痛苦与富人阶层的骄奢浪费，这种贫富之间的巨大差距最终将引发并加深阶级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方面，工业生产与商业竞争摧毁了传统行会中雇主与工人的宗法关系，取而代之的是资本家与工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但绝大多数的财富都集中到少数资本家手中。另一方面，工人阶级不仅在工厂做工时遭受资本家与工厂主的压榨，在日常生活中还面对着来自房东、小店主等小资产阶级的盘剥。阶级矛盾的不断激化反过来会推动无产阶级反抗压迫、寻求变革的阶级意识的觉醒，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现代工业城市中看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爆发的可能性：“大城市是工人运动的发源地，在这里，工人首先开始考虑自己的状况并为改变这种状况而斗争；在这里，首先出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如果没有大城市，没有大城市推动社会智慧的发展，工人决不会进步到现在的水平。”[3]436
可以看到，“空间”在马克思那里被历史性地扬弃了牛顿“绝对空间”与康德“先验空间”的抽象形式获得了政治经济学的具体内容，它构成了对由资本主义所开启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城乡关系、阶级关系以及东西方关系的具体表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分析是以城市-空间为背景展开的，这使得索亚等人后来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沉湎于时间-历史想象的批评不攻自破。事实上，从列宁、卢森堡到列斐伏尔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城市-空间分析从未停止过。比如，列斐伏尔就提出当代资本主义的突破性扩展发生在再生产领域，这表现为资本主义从 “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转向“空间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通过把空间纳入到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使其作为剩余价值生产的要素，资本主义顺利实现了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而当空间被资本所占有和生产时，其自身也就表现出了深刻的矛盾性，“在现代性的光环之下，被所谓‘现代性’生产出来的空间带着独有的特征：同质化-碎片化-等级化”[7]183。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原本形式多样、意义丰富的城市-空间无一例外都充当了资本增殖的要素和手段，绝大多数城市景观的规划与建设都以追求金钱收益为目标，就此而言，城市区域与社会空间被“同质化”了。正是由于单纯以经济利益为导向，城市-空间又被碎片化了，即被分割成“商业区”与“住宅区”“工业区”与“休闲区”等各个区域，以商品的形式被任意售卖。进而，“它制造出了贫民区，单位，琳琅满目、密如蜘网的独立式住宅……于是，就有了这样一种严格刻板的等级制：住宅区、商业区、休闲区以及边缘空白区，等等”[7]183。承继于列斐伏尔，哈维指认20 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向后现代性的剧烈转变同“时空压缩”存在着必然联系。按照他的理解，资本永无止境的流通使其自身呈现出持久的动荡、分裂与不稳定等鲜明的后现代主义特质，而这正是根源于资本的逐利本性。在这一本性的驱使下，资本主义自身不断进行着加快周转时间、缩减空间障碍的革命：“强大的创新潮流加快并加速了周转时间。决策的时间视野（今天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已经以秒来计）大大地缩短，生活方式的时尚迅速地改变。所有这些都伴随着对时空关系的彻底重组、对空间障碍的进一步消除，以及新的资本主义发展地理学的出现。”[8]278，279
当资本无情斩断封建的枷锁，把宗教幻想与一切固定的等级关系变成理性计算的金钱关系，当其推动生产力不断变革，逐渐将财富与人口集中起来并最终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历史，城市的繁荣并未如期而至。资本的增殖原则把城市中的每一寸空间变成了可以讨价还价的商品，使栖居于城市中的每一个体都被裹挟到由其所构筑的经济罗网中，看似普遍交往的背后隐藏着的是人际关系的异化。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人们“愈是聚集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每一个人在追逐私人利益时的这种可怕的冷淡、这种不近人情的孤僻就愈是使人难堪，愈是可恨。……这些特点在任何一个地方也不像在这里，在这个大城市的纷扰里表现得这样露骨，这样无耻，这样被人们有意识地运用着”[6]304。诚然，尼采曾振臂高呼“上帝死了”，但在今天资本俨然成为了人们顶礼膜拜的新的上帝。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城市的现代化业已沦为城市的资本化，现代文明中的城市再度成为了资本的“上帝之城”。
正是在这一语境中，从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立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考察城市-空间问题，直至列斐伏尔和哈维等后继者提出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时空压缩”，马克思主义谱系中一种着眼于资本逻辑的城市-空间研究范式被确立，这当然是极有意义的。但问题是，当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历史性地消亡后，以其为现实参照的理论逻辑与研究范式也必然将会遭遇解释能力透支的尴尬。事实上，城市-空间始终有其自身存在的逻辑，它是孕育生命、创造文化的场所，人类的能动作用在其中具有重要意义。今天，即使并非每一个体都置身于大城市之中，但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也都无法脱离城市的供给与支撑，“城市生活有许多魔法、幻景、仪式和超越性的内容……我们越来越需要使我们沉浸于城市的转型氛围之中，因为对于我们大多数而言，城市还承诺我们实现自己的潜能”[9]前言2，3。仅仅认为城市是孕育资本主义的温床，资本是城市的舞台上唯一出场的角色，就会遮蔽城市原本丰富的人本主义意蕴与色彩。现代人须臾不可离的空间生存和城市社会实践的新变化与新问题，无疑为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从“资本逻辑”转向“人本逻辑”及其意蕴
需要再次强调，资本成为影响人类生存与社会发展的主导性因素，这只是一定历史阶段上的暂时现象。历史上，城市曾经发挥过王权集中、军事防御与宗教统一等多元功能，直到近代它才充当起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的物质载体与客观要素。特别是无视当今城市化世界的崛起，面对随之而来的城市文明取代资本文明的全新历史场景的出现，仍然停留于“资本逻辑”的问题域，把城市视为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的必然产物就会遮挡住我们的理论视线。本文提出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研究亟待一种彻底的范式变革，就是要着力推动和实现认知方式和问题构架的根本转变，即不再把城市-空间当作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发展的一个“子问题”来对待，而是将其视为我们理解和把握当今时代人类生存与发展问题的“始基”。也正源于此，列斐伏尔创造性地提出了“都市革命”。
“都市革命”，主要指从“工业化”到“都市化”的一种总的问题式与认识视野的转变。依列斐伏尔之见，传统视阈中的都市总是已经被简化或者说还原为工业，这使得我们无法从受工业和商业规制的日常生活中跳脱出来审视那些早已摆脱宿命的都市空间。所以尽管各种都市景观近在咫尺，但实际上它们仍然被无视，“我们的视而不见是怎么回事？我们聚精会神于新领域即都市，我们用眼睛观察，以概念来理解，然而我们的眼睛和使用的概念已经被实践和工业化理论定型了，我们用在工业化时期就事先设计好的碎片化的分析工具，因此，正在发生的现实被简化还原了”[10]33。列斐伏尔进一步强调：“只有当我们把工业化视为迈向都市化的一个步骤、一个时机、一个中介和一种工具的时候，视野的颠覆才会发生。”[10]159
从列斐伏尔提出“都市革命”到本文提出实现研究范式的根本变革，归根到底都在于城市-空间是人的社会历史活动的产物，它是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和需要，通过共同性的实践活动构造未来生存样态的现实基础。人对城市-空间的生产与人类自身的再生产是内在一致的。就此而言，马克思亦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众所周知，马克思的非凡之处就在于打破传统思辨哲学停留于抽象观念之内的理性自律性，把对思辨哲学的批判推进到对理论所由以产生的社会历史现实本身的批判。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确实并未形成一套独立完整的空间理论，城市问题更多时候也是在涉及资本主义社会批判议题时被零星分散地讨论。其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转向”借用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资源，理解和分析当今不断变化且愈益复杂的城市化社会现象。这虽然并无不可，但是为了凸显日常生活的空间化经验，这一转向过分强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城市-空间分析的不足，而在阐释当代城市-空间问题时单纯聚焦于同资本逻辑的内在关系，最终错失了对马克思城市-空间话语生存论意蕴的挖掘。如果我们能够跳出资本逻辑视界便不难发现，马克思的城市分析与空间叙事同样具有深刻的人类学内涵。因此，本文提出转向“人本逻辑”研究范式的一个重要操作就是剥离“资本逻辑”这一被附加在以往城市-空间研究之上的“透视镜”，展现一种生存论视阈的城市-空间话语之可能。
首先，城市-空间的建构不是纯粹的客体运动过程，而是人所特有的自觉能动的实践活动。在马克思那里空间不仅仅反映物质运动的广延性，或者单纯作为自然地理环境构成人类存在的外部限定条件，它同时也是人的感性活动乃至生命活动的对象，是对主体-客体关系的表征。马克思曾超越“环境决定论”明确指认“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3]504，人根据自己的目的和需要改造社会空间、构筑城市居所，人的本质力量及其自由全面的个性也将得到彰显。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指出的，“诚然，动物也生产。动物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3]162，163。所以城市-空间的建构不仅关涉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因而可被视为一种经济学话语。作为能够体现人类自身感性与美学形式的改造世界的活动，它更应被视为一种哲学人类学话语。借用马克思的表述来说，空间自身什么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的丰富性，而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创造性活动而已。换言之，人如何表现自己的生活，如何建构自己栖居的城市-空间，他们自己也就是什么样的。
其次，城市-空间的发展并非直线性前进，而是螺旋式上升。纵观历史，城市在西方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西方文明自古希腊时期就表现出了城市性的鲜明特征。而自开端处，城市就被视为是人类的化身，“城市的每一部分都在市民身上活化了”[11]181。对于城市与人的紧密关系，亚里士多德很早就予以揭示。他不仅指认人是城邦的动物，更强调城邦产生于对人们更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12]5即使到中世纪基督教繁兴，城市也非但没有破败萧索反而成为人们逃避尘俗、独处静思的庇护所，城市生活井然有序且生意盎然。应该说，无论在何种历史境遇与文化背景下，城市都必须体现为人类创造更好生活条件的本质，“城市最好的经济模式应是关怀人和陶冶人”[11]586。城市变得与人的本质相异化，人们不再将自己的需求与感情注入城市建构之中，而陷入对以每平方米为单位的地价与房价的冰冷计算，实乃资本主义产生之后的事情。不过可以确证的是，这一短暂的历史性情境将伴随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能力的提升，伴随人的实践活动更全面的展开最终被超越。城市-空间建构从最初彰显人的本质力量，到近代以来遭受资本逻辑操控而丧失人性价值，再到当下以及未来不断扬弃这一历史阶段重新确立以人为本的原则，整个过程并非是后一个阶段对前一个阶段的简单否定，而是不断保留此前一切人类实践活动的积极因素与创造性成果的。
最后，城市-空间的建构与发展包含价值理想。所谓城市-空间的发展与否，不能仅从城市社会发展这一客体维度来评判，而更应从发展的结果与人的价值关系中来界定。马克思曾指认人的本质从其现实性上来说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当今复杂空间交往与城市活动中的现实个人，其本质是多重空间区隔和交织而形成的城市社会关系的总和。现代城市社会人的生活应是全面丰富的，除了从事基本的物质生产与经济活动之外，更要进行精神生产以及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在城市里，我们不再只是购物或观光，我们想要更多的东西。我们期盼挑战，娱乐，教育，投身改革，显示出时代的精神”[9]260，261。因此，城市-空间并非任何它物的工具或手段，它与人休戚与共并承载着人的梦想与未来，其本身就是目的。人们在建构和发展城市-空间中，不断再生产和丰富自身，创造和实现自身的价值理想。一种完整意义上的城市-空间实践，从不单纯是客观的物质生产实践，而是同人的精神生产及其社会关系再生产直接相关的全面性实践。当其实践的成果惠及全体社会成员而非少数财富所有者，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而非资本无限增殖需要，那么这样的城市-空间实践才可以称得上是真正“发展性”的。
马克思之后，海德格尔也前瞻性地洞察到现代科学技术所处理的、市场交易所支配的空间都已丧失其本真意义，空间开始变得与人相对立，进而更深入地推进了空间的生存论阐释路径。海德格尔认为当代最令人忧虑的问题之一就是居住困境，这一困境并不表现为住房紧缺或房价奇高，而在于栖居的真正意义被遗忘。今天，人们不是将栖居简单地等同于占用或筑造一个居所，就是在辛勤劳作中穷尽了栖居的全部内涵。由于人生而在世总是充满劳绩，或忙于征服大地，或将静寂的黑夜变为忙乱的白昼，抑或是在逐利的繁忙中逐渐迷失自我，而“一旦种种劳绩仅只为自身之故而被追逐和赢获，它们甚至就禁阻着栖居的本质。这也就是说，劳绩正是由其丰富性而处处把栖居逼入所谓的筑造的限制中”[13]200。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海德格尔提出了“人诗意地栖居”。按照他的理解，“栖居”的基本特征不是变革与破坏，而是保藏。“在拯救大地、接受天空、期待诸神和护送终有一死者的过程中，栖居发生为对四重整体的四重保护。保护意味着：守护四重整体的本质。”[13]159之所以如此独特地界定“栖居”，海德格尔的目的就是对现代世界中人遭受资本以及与之相裹挟的科学技术这些外在客观力量强制之命运进行控诉与反抗。在海德格尔看来，尽管资本与技术相联姻通过人类开疆拓境、凿河涉海的能动的空间性实践活动，有效地实现了对世界的“祛魅”。但是焚薮而田、竭泽而渔式的“祛魅”不仅无法“为人的安家和栖居带来自由和敞开之境”[14]484，它反而构成了对世界的一种“座架”，并最终导致人的羁旅漂泊、无家可归。
尽管奠基于资本逻辑的城市-空间研究呈现出资本主义批判的明显倾向，但这一批判越是激烈，它就越悖论性地反映出人本身困守于资本逻辑的窘境。当代城市空间发展的困局无疑是由资本的历史局限所引发的，这固然需要我们批判性地揭示资本占有和控制城市空间的逻辑。从本质上说资本是反人性的。为了无休止地获得价值增殖，资本不惜一切代价攫取任何可利用的资源和要素，敢于践踏一切人间的法律与道德，因而资本逻辑同城市社会人的可持续生存与全面发展的逻辑是内在矛盾的。正因如此，我们更要在资本的有限性中建构性地思考一种真正体现人的总体性存在的城市社会生活何以可能。由于人“不能摆脱自己的人的规定性，但可以克服和控制外部关系”[15]110，特别是面对世界范围内都已进入到一种列斐伏尔所言的完全都市化的社会阶段[10]3，这使得从理论与现实上确证城市-空间的人本逻辑具有了历史的必然性和紧迫性。毋庸置疑，当今中国正在进行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为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研究范式向“人本逻辑”的转变提供现实支撑。可以说，在当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多元化城市-空间实践中，中国特殊的城市-空间实践展现出了世界意义。中国的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环节，而明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性的中国道路构成了对以物为本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超越，这为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方案和路径。因此，从中国城市-空间的具体实践出发再度审视“人本逻辑”范式将有助于问题的进一步澄明。
三、当代中国城市-空间实践与“人本逻辑”的再审视
当前国内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研究亟待确立“人本逻辑”的新范式，这不仅源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城镇化是人类发展史上史无前例的事实。更因为今天，我们所进行的城镇化绝非以资本为中心，而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这一点尤其重要。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旦脱离人的实际需要和发展，以资本的增殖和效用为原则，唯GDP 增长是从，城市非但不会持久繁荣反而将逐渐衰败。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的城镇化发展规模之大、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城镇化建设成就辉煌。但是一定时期内某些地区盲目照搬西方，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搞“摊大饼式”建设，导致特大城市数量持续增多、城市规模急剧扩张。雾霾污染严重、房价居高不下、城市公共资源紧缺，地方历史人文底蕴消失以及土地城镇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等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我国城镇化的质量和效果。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不能重走，并在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新理念。
不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业已实现“串联式”现代化发展，继而从理论层面上开始展开对裹挟资本逻辑的工业文明及其理性基础的“后现代”批判，中国目前所进行的是一种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叠加的“并联式”发展。[16]60对我们而言，如何既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而又不丧失社会发展的人文尺度才是关键之所在。因此，一方面，我们清楚地认知到没有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会沦为纸上空谈。同时另一方面，当以加快城镇化建设、协调区域发展带动社会经济增长时，我们也始终积极探寻如何既发展资本又驾驭资本，强化并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正是在这一长期的努力中，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没有走向“去农村化”或城乡完全同化的歧途，更不旨在用工业文明、城市文化替代传统文明与农村文化。如果说城市与人总是同生共存的，城市-空间建构与发展的目的与核心在于实现人的价值理想，那么一部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史同时也是中国人民群众追求和创造美好生活的奋斗史。
从当代中国城镇化的具体实践出发再度审视人本逻辑范式，以下三个方面是不容忽视的：
首先，城市-空间建构有其自然限度。自启蒙运动以来，伴随人的主体性力量的确证与张扬，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本质性逆转。如果说在前现代时期，人完全崇拜并臣服于自然，那么现代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确立以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自然界第一次成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马克思曾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是整个人类历史不容置疑的事实，并指认“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3]519。但同时他还清醒地看到，虽然人们能动地改造物质世界，可这种改造从来不是随心所欲的，任何以消耗自然、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无节制的实践活动总会不可避免地遭遇绝对的自然限度。恩格斯也警告我们，切勿过分陶醉于征服自然界的胜利，因为对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还以人报复。这意味着城市-空间建构作为人的物质生产实践的具体形式之一，尽管它体现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却也具有自然限度。中国的城镇化建设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雾霾满天、资源枯竭、人地失衡的现代化显然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现代化。倘若不顾自然环境的承载力而以逐利为目标规划、建构和发展城市-空间，那么生态危机就将成为城市现代化首先遭遇的重要危机。
其次，城市-空间发展有其社会限度。如果说城市-空间的发展本质性地关涉于人类社会发展，并且正如罗尔斯所指出的“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17]3那么社会发展的公平正义就必然具有城市-空间发展的公平正义之内涵。面对当今人类城市性社会生活矛盾的凸显，哈维和索亚等西方学者率先提出了“城市正义”的新问题。所谓“城市正义”首先指城市生活共同体成员平等地享有使用和支配诸如住房、医疗、教育、交通和通讯等城市公共空间、设施和资源的机会，以及享有自由地参与生产、建设和管理城市的权利。由于这种机会和权利的平等涉及每一个城市居住者的基本生活，所以城市正义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生存论问题。不仅如此，城市正义还表现为城市主体对公平正义、诚实守信与和谐共存等社会价值的接受和认同。毕竟当市场经济活动越来越成为城市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特别是各种物质利益矛盾与多元文化价值冲突急剧增加，实现这种价值的认同对于化解城市公共生活中的诉讼纷争将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反观我国，我们的城市现代化从不单纯是区域空间的现代化，而主要是城市社会人的现代化发展。为此我们不仅大力推进农业人口市民化，使农民享有与城镇居民相等同的城市生存与发展的权利，同时我们还积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建构之中。事实上在今天，城市业已成为社会公平正义彰显与实现的重要场域。倘若缺少公平正义之维，不仅城市-空间的发展将遭遇社会限度，人类自身的发展也会受到阻碍。
最后，当今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空间实践应探索从打破不平衡区域发展走向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未来新文明空间。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必然关乎空间问题，因为资本的全球化扩张从最初将欧洲置于现代性的中心位置到当代制造区域不平等发展，所呈现出的正是欧美发达国家这一“中心”对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之“外围”的“统治-依附”结构。按照萨米尔·阿明的观点，“外围”国家摆脱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统治的可选方案“一定既是民族的、大众民主的，又是社会主义的”[18]262，并应该致力于“把现代化技术用于立即改善生产率和群众的境况”[18]262。由此来看，我国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国内层面上无论是缩小东西部区域差异、防止“中部塌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还是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无一不是力图打破区域-空间不平衡发展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目标。近年来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因而国际层面上我们积极顺应全球合作潮流，先后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构想。这一方面构成了对西方中心论和文明冲突论的有力回应，另一方面也宣告了建设全世界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和未来新文明空间的“中国方案”。
新时代中国的城市-空间实践具有多重内涵，它既包含对资本全球化扩张的抵抗，也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路径。因此，影响当代中国城市社会建构和治理的因素也是复杂的。一方面，城镇化建设离不开经济发展这第一要义，这意味着我们仍必须承认和发展资本，不能否定资本原则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以人民为中心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中国政府始终坚持通过政策和法律引导来驾驭资本。因此，不同于西方资本逻辑主导的城市化，我们所进行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凸显人民群众的城镇化主体地位，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城市建设和管理的权利。毫无疑问，正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城市-空间实践不以资本为中心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研究进行从“资本逻辑”到“人本逻辑”的问题构架转变才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